放三段关于民主的话上来，都不是我说的。
当权力为一个人服务时，叫独裁；当权力为少数人服务时，叫特权；当权力为多数人服务时，叫歧视；只有当权力为所有人服务的时候才叫民主。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就试想一下当你成为少数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歧视。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民主包含了比多数人原则更多的东西，民主是关于少数人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对权力的限制。
2007年2月2日星期五
二○○七：新年试笔
作者：邵燕祥
大雪纷飞中迎来２００７年。
整整五十年前，１９５７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历数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７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１９５７，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一心跟着共产党想要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当时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宣传，还有后来若干年的历史教科书，都称这一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伟大胜利，云云。
早在１９４７年秋的内战中，中共转入反攻不久，毛泽东1１月３０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也就是巩固列宁所指的“不与别人分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时，该是出于某种实际的考虑，斯大林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非共产党，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不过，毛泽东终于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原先的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１９４９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很像美国麦卡锡搞的“忠诚宣誓”），认定知识分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经济）、学历职业（文化）、党派归属（政治）、社会关系（国内外亲友的家产和政治面目）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于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１９５８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据说此语首发权属刘少奇；这实际上从对党内扩大为对全民的要求)，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够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识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扫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而在１９５７年，则是在不断“反对右倾”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战果的。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１９５７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实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抛掉四年前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抛掉他曾信誓旦旦的关于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承诺，同年底就公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１９５６年初即已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通过敲锣打鼓的“高级（农业合作）化”，把土改后农民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把个体手工业者的作坊、担子收归“公”有，通过敲锣打鼓的“公私合营”，把工商业者的工厂企业收归“合营”，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而被剥夺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们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且还到处发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颂圣之声。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他们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他视为他们能够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入侵时“里通外国”的内应，更是当前可能呼应“波匈事件”，利用国内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等缺点错误“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众“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突出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后来针对毛本人的意见出来，这才打住，并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言），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１９５５年的反胡风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于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都以“群众运动”方式“揪”出右派分子来。而所有这些施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且不说当时几乎无法可依），“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以党治国原则（对基层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基层有权处置），到处可见以批判斗争会甚至是“帮助会”形式出现的“私设公堂”，“逼，供，信”成为通例，“隔离反省”，勒令“检查交代”，则是以办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检法部门的看守所、预审处了。
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做出某些许诺，其后也有部分付诸实现，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分子不敢讲改造了，就是说“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高级将帅，看待知识分子，也是从使人尽其才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出发，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许还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但他们不能违拗毛的意志。于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分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斗争后期不得按过去运动常规搞一下“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在至今没有正式公布数据情况下的保守估计）。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一次承担责任的简单表态，随后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以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三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１９７８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于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在决策意识中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了这一狭隘功利性的边界，是在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的天真愿望。胡耀邦就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历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产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历了１９４９年后的历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１９８２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才写了这样一段话：“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不仅给首当其冲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给五百万知识分子、亿万劳动群众、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一个普通党员，又沦于右派深渊的边缘，不用说你不了解必要的资讯，也没有必要的觉悟，就是你想建言，谁听你的？在党内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你若真有所见，发为议论，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吗？你承担哪家的责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了？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一直到世纪末，杨宪益夫人、英籍翻译家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两行老泪。这句话是应该由杨敏如来说的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１９４９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报道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凶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产继承者偿还。在这里，情理法也是统一的。
根据这一常识以下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国民党在１９４７年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的延续性，其执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至少他们懂得如鲁迅所说“背上的死尸”有多么沉，更不愿再为千古骂名的前人背黑锅，且避免以赖账者的形象面世，总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上所述，即以毛泽东当政的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６这个时段来说，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
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１９６２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历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他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都有待历史的检验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长期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据说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书中开了天窗，到新世纪巴金身后的悼念文字里，依然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历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这里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体制一经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在惯性的轨道上运行不止，直到渗透于体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至少是在权术层面取法历代帝王，于现代则以《联共党史》为必读教材，承认自己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专政架构下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自己在１９５０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主席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由于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他自命绝对正确，一贯正确，谁有一点疑似不同意见的表示，谁就是反对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战友的苦苦“诤谏”，这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更谈什么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实行他所号召的“自我批评”，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执政后又给亿万人民恩赐了“莺歌燕舞”，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这是本来可以预见的。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什么说一时不会有像样的结果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于国库的支付能力，而系于当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韧的对历史的再认识，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努力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启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著），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信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与时俱进，那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进步。由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大雪纷飞中迎来２００７年。
整整五十年前，１９５７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历数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４７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１９５７，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一心跟着共产党想要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当时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宣传，还有后来若干年的历史教科书，都称这一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伟大胜利，云云。
早在１９４７年秋的内战中，中共转入反攻不久，毛泽东1１月３０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也就是巩固列宁所指的“不与别人分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时，该是出于某种实际的考虑，斯大林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非共产党，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不过，毛泽东终于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原先的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１９４９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很像美国麦卡锡搞的“忠诚宣誓”），认定知识分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经济）、学历职业（文化）、党派归属（政治）、社会关系（国内外亲友的家产和政治面目）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于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１９５８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据说此语首发权属刘少奇；这实际上从对党内扩大为对全民的要求)，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够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识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扫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而在１９５７年，则是在不断“反对右倾”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战果的。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１９５７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志之时。其实从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抛掉四年前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抛掉他曾信誓旦旦的关于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承诺，同年底就公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１９５６年初即已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通过敲锣打鼓的“高级（农业合作）化”，把土改后农民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把个体手工业者的作坊、担子收归“公”有，通过敲锣打鼓的“公私合营”，把工商业者的工厂企业收归“合营”，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而被剥夺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们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且还到处发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颂圣之声。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他们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他视为他们能够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入侵时“里通外国”的内应，更是当前可能呼应“波匈事件”，利用国内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等缺点错误“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众“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突出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后来针对毛本人的意见出来，这才打住，并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言），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１９５５年的反胡风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于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都以“群众运动”方式“揪”出右派分子来。而所有这些施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且不说当时几乎无法可依），“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以党治国原则（对基层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基层有权处置），到处可见以批判斗争会甚至是“帮助会”形式出现的“私设公堂”，“逼，供，信”成为通例，“隔离反省”，勒令“检查交代”，则是以办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检法部门的看守所、预审处了。
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做出某些许诺，其后也有部分付诸实现，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分子不敢讲改造了，就是说“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高级将帅，看待知识分子，也是从使人尽其才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出发，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许还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但他们不能违拗毛的意志。于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分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斗争后期不得按过去运动常规搞一下“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在至今没有正式公布数据情况下的保守估计）。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一次承担责任的简单表态，随后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以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三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１９７８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于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在决策意识中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了这一狭隘功利性的边界，是在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的天真愿望。胡耀邦就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历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产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历了１９４９年后的历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１９８２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才写了这样一段话：“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不仅给首当其冲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给五百万知识分子、亿万劳动群众、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一个普通党员，又沦于右派深渊的边缘，不用说你不了解必要的资讯，也没有必要的觉悟，就是你想建言，谁听你的？在党内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你若真有所见，发为议论，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吗？你承担哪家的责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了？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一直到世纪末，杨宪益夫人、英籍翻译家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两行老泪。这句话是应该由杨敏如来说的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１９４９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报道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凶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产继承者偿还。在这里，情理法也是统一的。
根据这一常识以下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国民党在１９４７年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的延续性，其执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至少他们懂得如鲁迅所说“背上的死尸”有多么沉，更不愿再为千古骂名的前人背黑锅，且避免以赖账者的形象面世，总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上所述，即以毛泽东当政的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６这个时段来说，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
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１９６２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历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他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都有待历史的检验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长期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据说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书中开了天窗，到新世纪巴金身后的悼念文字里，依然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历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这里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体制一经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在惯性的轨道上运行不止，直到渗透于体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至少是在权术层面取法历代帝王，于现代则以《联共党史》为必读教材，承认自己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专政架构下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自己在１９５０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主席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由于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他自命绝对正确，一贯正确，谁有一点疑似不同意见的表示，谁就是反对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战友的苦苦“诤谏”，这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更谈什么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实行他所号召的“自我批评”，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执政后又给亿万人民恩赐了“莺歌燕舞”，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这是本来可以预见的。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什么说一时不会有像样的结果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于国库的支付能力，而系于当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韧的对历史的再认识，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努力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启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著），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信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与时俱进，那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进步。由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2007年1月22日星期一
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
作者：王怡
近半个世纪以来，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变得越发困难。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专制，连金正日都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直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刚硬的专制主义者已经绝迹了。领袖披上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LOGO，纷纷伪称是“羊的门”，要羊们为它舍命。它们用自己的生日为国库设置密码，却宣称自己是共和国。他们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投票中拿不到足够的多数（林彪评价毛泽东），但还是硬着头皮在荷枪实弹的护卫下，召开议会。它们派出解放军战士到大礼堂占位子，却有脸说那是人民代表大会。它们在宪法中排列出唯恐比别人少的人权条款，也学会了打高尔夫、弹夏威夷吉他或在电视镜头前哽咽。
这一切对羔羊们的智力与灵性，构成了挑战。以致许多人患上专制创伤后遗症，对真正的信仰满怀恐惧。我们被别人顶替惯了，代表惯了，叫唤惯了。我们听到在上者一句哽咽的话，就忍不住要哽咽一辈子。人家忙着数钱，忘了抬头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自由化。人家躲在背后不吭声的时候，我们以为政治民主就快临盆了。我们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对专制主义花样翻新的行为、装置和发型，都还没来得及养成条件反射。于是大家喋喋不休，试着为各种专制政权的异形命名。哈维尔观察捷克的意识形态衰微，说是“后极权社会”，余世存体会当代的政治紧缩，称为“次法西斯时代”。林兹承认西班牙模式有限的政治多元，提出“威权体制”，后人萧功秦便以“新威权主义”为今上命名。另有人称“江山制”云云，称“集体世袭制”尔尔。也有称“后党国时代”，称“寡头政体”的，不一而足。
为今日的专制政权命名，实在是“名可名，非常名”。但识别一个专制政权还是简单得多。我们有血有肉，主要靠常识。我们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我们堵得慌，让我们明知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常识，你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中央电视台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仅仅根据我试图阐述的这个《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打分：
01专制主义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步子操得越正，步距越长，大腿和小腿成一直线，就越倾向于专制。越是民主国家的军队，步距越短，大腿是大腿，小腿是小腿，下操的姿势一般会让专制国家长大的孩子笑掉大牙。本条分值根据操正步的拉风程度，为1－5点。
02只有专制主义国家，才有宣传部。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宣传部长。纳粹德国的戈培尔博士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部长，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的妻子亲手毒杀了6个子女，因为她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中共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宣传部长，因为已有异议人士提议他担任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焦国标说，谁最左谁当宣传部长。根据装疯卖左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3只有专制国家，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
根据体操姿势的丑陋程度，本条分值2－5分。
04只有专制国家，要求未成年人宣誓加入政治团伙。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无论他们同意与否，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刑法上都是强奸。未成年人也缺乏宣誓的能力，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又算作什么呢。这是一种比对身体的凌辱更无耻的强奸行为。本条分值视被诱逼宣誓者的最低年龄，为5－10分。年龄越小，分值越大。
05只有专制国家，才有全国统一高考。
根据统一的程度，分值2－5分。
06只有专制国家的军队才设有元帅。因为元帅就是元首的意思。元首之外有元帅，意味着文官之上有军人。一个国家活着的元帅越多，就越专制。伟大的法兰西只有当它的元帅死光之后，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根据存活元帅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07只有专制国家，政府在和平时期举行阅兵式。专制国家的军队历史，比政权的历史长。因为这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国家逻辑。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历史就是政权的历史，政权的生日就是军队的生日。在民主国家，军队不会恬不知耻地纪念它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恬不知耻的炫耀自己的把柄，说那玩意比文官政府的还长。
根据军队早于国家的历史，和自我炫耀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8只有在专制国家，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也只有在专制国家，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
根据你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本条分值5－10分。
09在专制国家，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所以政府与法律的名称通常具有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如教育部就是“不教育部”（不实行义务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就是“不准新闻出版总署”，宗教事务局就是“反对宗教事务局”。公安部就是“令公众不安部”，国安部就是“制造国家不安全部”。而《游行示威法》的意思就是《不准游行示威法》，《工会法》的意思就是《禁止成立工会法》。
依此类推，根据辩证色彩的强弱，本条分值5－10分。
10只有专制国家，才有户籍制度。只有在专制国家，公民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不准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
同样道理。所谓“港澳自由行”就是港澳不自由行。所谓“暂住证”就是不准暂住证。根据你想去某地的饥渴程度，本条分值2－5分。
11在民主国家，警察和将军是两个行当。在专制国家，有一种警察叫少将警察或中将警察。民主国家的军队，主要对付外敌，所以军区与地方政权的区划一定不一致。专制国家的军队主要用来对付人民，所以军区和行政区划一定是严格一致的。军区与省区一致，意味着军队就等于内务部队。
根据军区与行政区划的一致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12专制国家用死刑来论证合法性，民主国家用赦免来体现合法性。越专制的国家，死刑越多。根据下面三个论衡标准，本条分值5－10分：
一、越专制的国家，越缺乏赦免制度。5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刑事犯的，可称为极权国家。2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犯人的，可称为后极权主义国家。
二、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的间隔，拖得越长的国家越民主。等得越短的越专制。1周至半年以内执行死刑的，属于转型国家。1周以内执行的，基本上还处在专制时代。反人类的萨达姆从判决到执行，耽误了4天。杀人犯邱兴华，上午9：41分读完判决书，10：10枪决完毕，误工不超过半小时，堪称专制主义的一次急性发作。
三、只有专制国家，倾向于用杀人保护财产。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越多的国家，就越专制。如根据中国的刑法，你敢杀大熊猫，政府就敢杀你。
13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把劳动视为公民的义务。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认为公民没有罢工的权利。
本条分值2－5分。
14民主国家的驻外使馆，大多都没有围墙。专制国家的驻外使馆，一定有围墙。如在堪培拉，你只能找到两个有钢筋混泥土围墙的地方，一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府，二是中国的大使馆。根据驻外使馆的围墙及建筑材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15除了军队以外，一个机构人越多就越不重要。所以专制国家的特点是议会规模巨大。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500人是民主国家，500到1000之间，是比较民主的国家。专制国家的议会通常超过1000人以上。超出越多就越专制，本条分值5－10分。
16专制国家喜欢搜集人民的隐私，对你的性别、身高、籍贯、种族、信仰或政治面貌，离异还是单身、祖宗三代有没有关管杀、是否携带乙肝病毒，以及双乳是否对称都特别感兴趣。根据你在各种表格上，必须向政府交待的上述事项的多少，超过3项的，属于疑似专制国家，超过5项的，基本可以确诊。本条分值2－5分。
17通常在专制国家，法官的穿着像警察，警察的穿着像保安。观察这三种职业的制服，差异越大越民主，越难以区分的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8民主国家由文官担任国防部长，专制国家由军人担任国防部长。
根据国防部长的军衔高低，越高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9凡是民主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找不到一个人名。凡是专制国家的宪法，里面一定会有人名。出现一个人名的，是极权国家，出现两个人名的，是后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三个以上人名的，是快要垮台的专制国家。本条分值5－10分。
20只有在专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是两个分开的职位。只有在专制国家，最高统帅的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本条合并计算，分值5－10分。
21在民主国家，政府给妓女发放避孕套。在专制国家，政府给公务员发放避孕套。根据避孕套质量和被截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22民主国家的城市，街道基本上都是弯的。专制国家的街道，基本上都是直的。在民主国家，发现两个城市有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专制国家，发现任意两个城市，都能找到至少一个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恐怖的事。凡相同街名超过3个的，属于比较专制。根据你所在城市，弯曲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少的程度，以及同一街名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23民主国家的钞票上，印两个以上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只印一个人的肖像。君王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活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死人的肖像。本条分值2－5分。
24只有在专制国家，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禁止公映。根据不批准和不公映的影片数量，本条分值2－5分。
25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得主被关押，或在外流亡。如中国有高行健和达赖喇嘛，缅甸有昂山素季。根据流亡或被关押的得主人数，本条分值5－10分。
26只有专制国家，才给一部分诗人和小说家发固定工资。只有在专制国家，作家挣不到稿费的时候，决定上街乞讨。只有在专制国家，领导人的稿费收入，比所有写字的知识分子都高。
本条合并衡量，分值2－5分。
27在民主国家，一切无主的遗失物、抛弃物和埋藏物，都归拾得者所有。在专制国家，一切无主财物都归国家所有。《圣经》中的律法说，收获时不要“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礼记》中也说，“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但在专制国家，你敢留在田里不要的，法律上就属于国家。
根据被国家抢走的财产多少，本条分值2－10分。
27凡是首都的中心广场，能容纳10万人以下的，多为古典的民主国家，容纳量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多为现代民主国家。容量一旦超过100万，多半是法西斯登堂入室的信号。根据超出量，本条分值2－5分。
28在专制国家，是人一辈子至少要写3回检讨书，或3份以上政治思想汇报。根据你已写的和可预期的写作配额，本条分值2－10分。
29只有在专制国家，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只有专制国家，书籍出版有配额限制。只有在专制国家，你无法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圣经》。
根据管制的严格和地下出版的活跃，本条分值5－10分。
请注意，本文是一个免费的和共享的个人测试版。欢迎个人用户提供意见，有助于作者推出2.0、3.0、XP等更高版本。未经作者许可，严禁政府、政党、社团及一切官方机构下载使用。18岁以下未成年人浏览此版本，应有家长陪同。共产党员使用此版本，应由上级党组织提供辅导。
请亲自测试，得出“专制政权王氏指数”，此版本的总分值220分。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建议在结婚、生育、入党、退党、择业等人生重大决策前做一次。强烈建议在投资超过30万人民币的项目之前做一次。
如果指数在20点以下，你睡觉时又觉得热，可以不关门。
如果指数在50点以下，关门之后可以放心睡觉，注意慎言慎行，有空读读于丹的《论语》心得，提高自身修养。
如果指数超过70点，建议对个人生活重新拟定计划，反思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好在外资保险公司买有保险，将金融资产转移为外汇。建议有勇气的人士起而行道，为妻儿老小计，努力推动社会改良。没有条件的，也可效仿部分体制内官员，将资产和妻儿逐步移往与本国没有签署引渡条款的国家。
如果指数超过100点，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关闭电脑，准备移民。
如果指数达到150点，请退掉国际航班。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代。请铁下心来，背起你的十字架，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人同捆绑吧。
如果指数达到200点，“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你若失去了盼望，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就失去了意义，作者这个测试版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市场。
（在本测试版影响下的个人抉择，作者一概不负法律责任。因此特别提示：专制有害健康，测试亦有风险，使用请慎重。——2007年1月17日于成都大学“如何识别专制政权”自费课题组）
近半个世纪以来，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变得越发困难。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专制，连金正日都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直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刚硬的专制主义者已经绝迹了。领袖披上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LOGO，纷纷伪称是“羊的门”，要羊们为它舍命。它们用自己的生日为国库设置密码，却宣称自己是共和国。他们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投票中拿不到足够的多数（林彪评价毛泽东），但还是硬着头皮在荷枪实弹的护卫下，召开议会。它们派出解放军战士到大礼堂占位子，却有脸说那是人民代表大会。它们在宪法中排列出唯恐比别人少的人权条款，也学会了打高尔夫、弹夏威夷吉他或在电视镜头前哽咽。
这一切对羔羊们的智力与灵性，构成了挑战。以致许多人患上专制创伤后遗症，对真正的信仰满怀恐惧。我们被别人顶替惯了，代表惯了，叫唤惯了。我们听到在上者一句哽咽的话，就忍不住要哽咽一辈子。人家忙着数钱，忘了抬头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自由化。人家躲在背后不吭声的时候，我们以为政治民主就快临盆了。我们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对专制主义花样翻新的行为、装置和发型，都还没来得及养成条件反射。于是大家喋喋不休，试着为各种专制政权的异形命名。哈维尔观察捷克的意识形态衰微，说是“后极权社会”，余世存体会当代的政治紧缩，称为“次法西斯时代”。林兹承认西班牙模式有限的政治多元，提出“威权体制”，后人萧功秦便以“新威权主义”为今上命名。另有人称“江山制”云云，称“集体世袭制”尔尔。也有称“后党国时代”，称“寡头政体”的，不一而足。
为今日的专制政权命名，实在是“名可名，非常名”。但识别一个专制政权还是简单得多。我们有血有肉，主要靠常识。我们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我们堵得慌，让我们明知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常识，你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中央电视台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仅仅根据我试图阐述的这个《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打分：
01专制主义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步子操得越正，步距越长，大腿和小腿成一直线，就越倾向于专制。越是民主国家的军队，步距越短，大腿是大腿，小腿是小腿，下操的姿势一般会让专制国家长大的孩子笑掉大牙。本条分值根据操正步的拉风程度，为1－5点。
02只有专制主义国家，才有宣传部。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宣传部长。纳粹德国的戈培尔博士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部长，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的妻子亲手毒杀了6个子女，因为她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中共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宣传部长，因为已有异议人士提议他担任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焦国标说，谁最左谁当宣传部长。根据装疯卖左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3只有专制国家，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
根据体操姿势的丑陋程度，本条分值2－5分。
04只有专制国家，要求未成年人宣誓加入政治团伙。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无论他们同意与否，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刑法上都是强奸。未成年人也缺乏宣誓的能力，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又算作什么呢。这是一种比对身体的凌辱更无耻的强奸行为。本条分值视被诱逼宣誓者的最低年龄，为5－10分。年龄越小，分值越大。
05只有专制国家，才有全国统一高考。
根据统一的程度，分值2－5分。
06只有专制国家的军队才设有元帅。因为元帅就是元首的意思。元首之外有元帅，意味着文官之上有军人。一个国家活着的元帅越多，就越专制。伟大的法兰西只有当它的元帅死光之后，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根据存活元帅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07只有专制国家，政府在和平时期举行阅兵式。专制国家的军队历史，比政权的历史长。因为这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国家逻辑。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历史就是政权的历史，政权的生日就是军队的生日。在民主国家，军队不会恬不知耻地纪念它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恬不知耻的炫耀自己的把柄，说那玩意比文官政府的还长。
根据军队早于国家的历史，和自我炫耀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8只有在专制国家，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也只有在专制国家，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
根据你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本条分值5－10分。
09在专制国家，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所以政府与法律的名称通常具有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如教育部就是“不教育部”（不实行义务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就是“不准新闻出版总署”，宗教事务局就是“反对宗教事务局”。公安部就是“令公众不安部”，国安部就是“制造国家不安全部”。而《游行示威法》的意思就是《不准游行示威法》，《工会法》的意思就是《禁止成立工会法》。
依此类推，根据辩证色彩的强弱，本条分值5－10分。
10只有专制国家，才有户籍制度。只有在专制国家，公民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不准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
同样道理。所谓“港澳自由行”就是港澳不自由行。所谓“暂住证”就是不准暂住证。根据你想去某地的饥渴程度，本条分值2－5分。
11在民主国家，警察和将军是两个行当。在专制国家，有一种警察叫少将警察或中将警察。民主国家的军队，主要对付外敌，所以军区与地方政权的区划一定不一致。专制国家的军队主要用来对付人民，所以军区和行政区划一定是严格一致的。军区与省区一致，意味着军队就等于内务部队。
根据军区与行政区划的一致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12专制国家用死刑来论证合法性，民主国家用赦免来体现合法性。越专制的国家，死刑越多。根据下面三个论衡标准，本条分值5－10分：
一、越专制的国家，越缺乏赦免制度。5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刑事犯的，可称为极权国家。2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犯人的，可称为后极权主义国家。
二、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的间隔，拖得越长的国家越民主。等得越短的越专制。1周至半年以内执行死刑的，属于转型国家。1周以内执行的，基本上还处在专制时代。反人类的萨达姆从判决到执行，耽误了4天。杀人犯邱兴华，上午9：41分读完判决书，10：10枪决完毕，误工不超过半小时，堪称专制主义的一次急性发作。
三、只有专制国家，倾向于用杀人保护财产。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越多的国家，就越专制。如根据中国的刑法，你敢杀大熊猫，政府就敢杀你。
13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把劳动视为公民的义务。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认为公民没有罢工的权利。
本条分值2－5分。
14民主国家的驻外使馆，大多都没有围墙。专制国家的驻外使馆，一定有围墙。如在堪培拉，你只能找到两个有钢筋混泥土围墙的地方，一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府，二是中国的大使馆。根据驻外使馆的围墙及建筑材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15除了军队以外，一个机构人越多就越不重要。所以专制国家的特点是议会规模巨大。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500人是民主国家，500到1000之间，是比较民主的国家。专制国家的议会通常超过1000人以上。超出越多就越专制，本条分值5－10分。
16专制国家喜欢搜集人民的隐私，对你的性别、身高、籍贯、种族、信仰或政治面貌，离异还是单身、祖宗三代有没有关管杀、是否携带乙肝病毒，以及双乳是否对称都特别感兴趣。根据你在各种表格上，必须向政府交待的上述事项的多少，超过3项的，属于疑似专制国家，超过5项的，基本可以确诊。本条分值2－5分。
17通常在专制国家，法官的穿着像警察，警察的穿着像保安。观察这三种职业的制服，差异越大越民主，越难以区分的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8民主国家由文官担任国防部长，专制国家由军人担任国防部长。
根据国防部长的军衔高低，越高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9凡是民主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找不到一个人名。凡是专制国家的宪法，里面一定会有人名。出现一个人名的，是极权国家，出现两个人名的，是后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三个以上人名的，是快要垮台的专制国家。本条分值5－10分。
20只有在专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是两个分开的职位。只有在专制国家，最高统帅的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本条合并计算，分值5－10分。
21在民主国家，政府给妓女发放避孕套。在专制国家，政府给公务员发放避孕套。根据避孕套质量和被截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22民主国家的城市，街道基本上都是弯的。专制国家的街道，基本上都是直的。在民主国家，发现两个城市有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专制国家，发现任意两个城市，都能找到至少一个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恐怖的事。凡相同街名超过3个的，属于比较专制。根据你所在城市，弯曲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少的程度，以及同一街名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23民主国家的钞票上，印两个以上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只印一个人的肖像。君王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活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死人的肖像。本条分值2－5分。
24只有在专制国家，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禁止公映。根据不批准和不公映的影片数量，本条分值2－5分。
25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得主被关押，或在外流亡。如中国有高行健和达赖喇嘛，缅甸有昂山素季。根据流亡或被关押的得主人数，本条分值5－10分。
26只有专制国家，才给一部分诗人和小说家发固定工资。只有在专制国家，作家挣不到稿费的时候，决定上街乞讨。只有在专制国家，领导人的稿费收入，比所有写字的知识分子都高。
本条合并衡量，分值2－5分。
27在民主国家，一切无主的遗失物、抛弃物和埋藏物，都归拾得者所有。在专制国家，一切无主财物都归国家所有。《圣经》中的律法说，收获时不要“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礼记》中也说，“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但在专制国家，你敢留在田里不要的，法律上就属于国家。
根据被国家抢走的财产多少，本条分值2－10分。
27凡是首都的中心广场，能容纳10万人以下的，多为古典的民主国家，容纳量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多为现代民主国家。容量一旦超过100万，多半是法西斯登堂入室的信号。根据超出量，本条分值2－5分。
28在专制国家，是人一辈子至少要写3回检讨书，或3份以上政治思想汇报。根据你已写的和可预期的写作配额，本条分值2－10分。
29只有在专制国家，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只有专制国家，书籍出版有配额限制。只有在专制国家，你无法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圣经》。
根据管制的严格和地下出版的活跃，本条分值5－10分。
请注意，本文是一个免费的和共享的个人测试版。欢迎个人用户提供意见，有助于作者推出2.0、3.0、XP等更高版本。未经作者许可，严禁政府、政党、社团及一切官方机构下载使用。18岁以下未成年人浏览此版本，应有家长陪同。共产党员使用此版本，应由上级党组织提供辅导。
请亲自测试，得出“专制政权王氏指数”，此版本的总分值220分。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建议在结婚、生育、入党、退党、择业等人生重大决策前做一次。强烈建议在投资超过30万人民币的项目之前做一次。
如果指数在20点以下，你睡觉时又觉得热，可以不关门。
如果指数在50点以下，关门之后可以放心睡觉，注意慎言慎行，有空读读于丹的《论语》心得，提高自身修养。
如果指数超过70点，建议对个人生活重新拟定计划，反思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好在外资保险公司买有保险，将金融资产转移为外汇。建议有勇气的人士起而行道，为妻儿老小计，努力推动社会改良。没有条件的，也可效仿部分体制内官员，将资产和妻儿逐步移往与本国没有签署引渡条款的国家。
如果指数超过100点，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关闭电脑，准备移民。
如果指数达到150点，请退掉国际航班。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代。请铁下心来，背起你的十字架，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人同捆绑吧。
如果指数达到200点，“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你若失去了盼望，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就失去了意义，作者这个测试版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市场。
（在本测试版影响下的个人抉择，作者一概不负法律责任。因此特别提示：专制有害健康，测试亦有风险，使用请慎重。——2007年1月17日于成都大学“如何识别专制政权”自费课题组）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2007年1月11日星期四
2006年度中国“最淫官员”十大奖项及中奖名单（转）
作者不详
“数量”奖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玩起女人来不管老小，不分美丑。
“质量”奖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包房养情人。张宗海选女人：一要本科，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收藏”奖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95册，另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年轻”奖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最小才仅仅16岁！
“管理”奖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
“花费”奖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创意”奖
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和22名情人共同在酒店举办“群芳宴”，席间林龙飞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周旋”奖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并都生有小孩。可案发后，他的妻子还“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女儿更是“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承诺”奖
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曾给情妇写“承诺书”，保证“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
“双飞”奖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养病之际搞了女护士王秀丽，之后以帮其女儿安排工作为名搞定其女。一次酒后他不仅当众人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比较！
最后，恭喜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一人独中两项大奖（数量奖和双飞奖），荣获“本年度中国最淫贪官”称号！
PS：看来我国的这些官员不但政治思想素质过硬，而且身体素质和床上功夫都很过硬，下面那话儿也很过硬……
“数量”奖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玩起女人来不管老小，不分美丑。
“质量”奖
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包房养情人。张宗海选女人：一要本科，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收藏”奖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95册，另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236份。
“年轻”奖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最小才仅仅16岁！
“管理”奖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6个情妇。
“花费”奖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800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
“创意”奖
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和22名情人共同在酒店举办“群芳宴”，席间林龙飞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周旋”奖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6个情妇并都生有小孩。可案发后，他的妻子还“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女儿更是“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承诺”奖
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曾给情妇写“承诺书”，保证“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
“双飞”奖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养病之际搞了女护士王秀丽，之后以帮其女儿安排工作为名搞定其女。一次酒后他不仅当众人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比较！
最后，恭喜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一人独中两项大奖（数量奖和双飞奖），荣获“本年度中国最淫贪官”称号！
PS：看来我国的这些官员不但政治思想素质过硬，而且身体素质和床上功夫都很过硬，下面那话儿也很过硬……
2007年1月7日星期日
2006年12月19日星期二
1949与僭主政治（转）
我是在百度的历史吧看到这篇东西的，恰巧2个月前刚看过邦雅曼•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篇东西正是从贡斯当的观点出发来剖析僭主政治和毛泽东这个人的，剖析得丝丝入扣，相当到位。原本在看完《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后，鄙人也想凑篇读后感出来现现眼，但由于诸多杂事一直耽搁着没写，直到昨天看到这篇东西，才慨叹幸亏没写，相比之下自己的那点肤浅见解实在上不了台面。今天将此文的字、词、标点稍微修改了一下，发上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在正文之前，我将自己整理的“僭主”与“僭主政治”的概念贴出来，希望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消化他人的雄文。
僭主，希腊文tyrant，凶恶而暴戾的统治者。在古代希腊，僭主是一个意义比较含混的名词。初见于公元前7世纪，是国王(巴西列斯)的同义词，起初并无贬义，在诗人（如品达）的作品中有时亦称“僭主”为“王者”。但在古希腊散文中，这个名词主要指违宪夺取政权或继承政权的统治者。公元前10-前9世纪，君主制是希腊国家中常用的政体形式。后来出现代替君主制的贵族制，但在公元前7世纪还不盛行，因此野心家们就有机会用被压迫者的名义来夺取政权。在希腊化时期，有些僭主把政权建立在阶级感情上，还有一些则是外国的傀儡。一些伟大的僭主都是艺术保护人，建设家，他们对于由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宪法往往作出一些贡献。迄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僭主”渐含贬意，如对西西里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即是。僭主政治，即Tyrannia，又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所建立的僭主政治，在打击贵族势力，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科林斯僭主柏利安被列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般对于肃清氏族制度的残余曾起积极作用，但在激荡的政治斗争潮流中却往往不能久存。
僭主，希腊文tyrant，凶恶而暴戾的统治者。在古代希腊，僭主是一个意义比较含混的名词。初见于公元前7世纪，是国王(巴西列斯)的同义词，起初并无贬义，在诗人（如品达）的作品中有时亦称“僭主”为“王者”。但在古希腊散文中，这个名词主要指违宪夺取政权或继承政权的统治者。公元前10-前9世纪，君主制是希腊国家中常用的政体形式。后来出现代替君主制的贵族制，但在公元前7世纪还不盛行，因此野心家们就有机会用被压迫者的名义来夺取政权。在希腊化时期，有些僭主把政权建立在阶级感情上，还有一些则是外国的傀儡。一些伟大的僭主都是艺术保护人，建设家，他们对于由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宪法往往作出一些贡献。迄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僭主”渐含贬意，如对西西里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父子即是。僭主政治，即Tyrannia，又作“暴君政治”，指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僭主）建立的独裁统治。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公元前6世纪）所建立的僭主政治，在打击贵族势力，发展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科林斯僭主柏利安被列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般对于肃清氏族制度的残余曾起积极作用，但在激荡的政治斗争潮流中却往往不能久存。
（以下是正文）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两小儿争辩是读书做官好、还是做世家子弟好。一人得出结论，说：当然是做世家子弟好了，又轻松、又有地位。另一人若有所悟，撒腿就跑。前者问道：你去哪里呀？那人回头喊道：我赶快回家送我爸爸读书去！
魏晋正是我国贵族统治渐渐让位于官僚集团的关口，虽说废封建、置郡县已有数百年，但门阀巨室的世袭力量仍然高高踞于无根源的文人集团之上。非世家子弟，哪怕做了宰相，也是被人瞧不起。封建制下地方自治的遗风尚在，名门望族把持地方，坞堡森严、甲兵众多。因而中央集权不重，为政者“不得罪于巨室”，这句孟子的金玉良言依然有效。所以人家瞧不起你，身为宰相的亦只有尽力巴结。因而才有上述故事里的结局。
贡斯当所言：“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世袭统治的心照不宣，便在于权力的渊源。和一场“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等级制度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如果不是怀抱着异想天开的乌托邦情结，就无法去彻底否定和打破一切的差序格局，而企图在废墟之上凭借无根源的威权来重建伊甸。民主制也不过是以一种较为公允的等级制去渐渐取代较为僵化的等级制而已。建立在自由选举之上的宪政制度，以及和这一自由选举相应和的自由的经济和企业制度，如它的批评者所言，亦是有等级和财富悬殊的（迄今为此流动性最大的一种等级制）。而一场企图泯灭一切差异、同时泯灭造成种种差异的人性私欲的暴力革命，在一切有历史渊源的权力（包括财产权）都被践踏之后，在世袭统治结束之后，而自由选举尚未来临之前（训政时期），在伟岸的领袖带动之下，在1949年的中国，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僭主政治。一个以消灭阶级差异消灭私心杂念为目的的僭主政治。
世袭统治者无法创造的奇迹，民选领袖无法创造的奇迹，毛泽东，一个“僭主”，能够实现他对抛头颅洒热血的千万子民的许诺吗？他能够通过让千万人上十字架的方式，来洗刷耶稣让自己上十字架都未能洗刷掉的尘世的罪恶吗？一个崭新的统治者，真的就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千年王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动不已的胡风当晚在诗篇中写下：“时间开始了”。前一句话与其说是对未来的瞻仰，不如说是对过去的宣判。它意味着对五千年等级格局的彻底否定，它在标榜一部分人站起来的同时，暗示着一部分人的从此倒下。而这恰恰就是另一种等级制的先声。一种新的血统论在这句话间初露端倪，并已经透出一种杀气腾腾。而天安门作为世袭统治的象征和权力接力赛的领奖台，在美丽新世界的开国大典上被借用，则预示了这一背叛者政治的不彻底，和内心的中气不足。在开国大典前，甚至在进入北平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关于中央的驻地，要不要选择故宫，有了许多争论。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选择了原皇宫建筑群内偏居一隅的中南海。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崭新的政权，缺乏不那么崭新的仪式和象征品。就像有的时候穿新衣服会被人笑，被人视为没有来历的暴发户。所以新政权依然离不开对古老仪式和道具的借用。换句话说，新政权无法彻底对五千年的“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赛嗤之以鼻。这个僭主政治在自己加冕的时候，显示出他内在的恐惧和自卑，他还是无法做到对一切差序格局的背叛，他无法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开国大典的形式上，他开始有所依赖。
而这与一个革命政权的终极目的和道德的动力开始背道而驰，构成了一种悖论。在今天的某些继续革命者看来，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变修了。
这只是说明乌托邦逻辑的难以坚持。
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那句诗“时间开始了”，听起来就像是一种嘲讽。时间开始了，也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彻底否定，和一个新纪元的来到。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改正朔”的作风。这句诗也代表了胡风对新政权的乌托邦性质的理解和展望。然而新政权在权力仪式和道具上对世袭传统的借用与摹仿，却把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藕断丝连暴露了出来。僭主始终不甘心自己只是僭主，那种来自莱茵河畔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可以说服他人，却最终无法说服自己，无法仅仅凭它就可以为一个建立在五千年文化之上的华夏之邦加冕，就让无数子民觉得这种威权来得光明正大，来得心悦诚服。但如果这个新统治者住在中南海，站在天安门，那就不一样了。无论新政权对其乌托邦的纯洁性和一个理想王国的前所未有如何地强调，在五千年政治传统之下，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大多数党内成员）还是根据“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将毛的政权看作一个新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把共产政权当作马克思列出的政权谱系中的一环，而是把新朝当作中国五千年政权谱系中的一环。
而在僭主政治企图借用世袭统治的法器，并通过对一个千年王国的允诺来为合法性重塑金身之后若干年，我的奶奶在乡下，还是搞不拎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分，并依然对亚洲女神观音菩萨心怀虔敬。直到几年之后，村里唯一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上吊自杀，而出走多年的村民张三娃荣归故里，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属于撒旦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
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
不过这样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农民去造反。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表忠心、断退路）。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挣扎。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一路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
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危机的要求：因为个人野心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
因此不难理解贡斯当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
●僭主政治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选举制下共和国的好处，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但贡斯当甚至认为，僭主政治也不能“提供君主制的好处”。在这两种政体下，都是一个人在掌握无上的权力。但贡斯当说：这恰恰是他们（僭主政治和君主制）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
从世袭制度过渡到自由选举的宪政制度，这其中难道可以不经过一个无根源的和凭借暴力的僭主政治吗？问题在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和乌托邦体制，究竟是通往宪政民主的桥梁，还是阻隔在自由选举制路上的太行王屋？使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像一场愚公移山?
中共喜欢把他的权力交接的历史演义为“三代领导核心”。这也是一种对于合法性的装扮和重塑金身的努力。所谓“第一代”，乃是有了第二代之后回溯转去的。这里边的逻辑不是“没有第一就没有第二”，而是“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儿子成了世家子弟，才能反过去给老子追封为第一代××公。由僭主开始，形成新的传统和合法性的火炬，新的政治谱系学怎么来写，怎么将某些人简化掉，将某些人突出。由于这个政体的过渡性质，这个帝王谱系既不像君主制下也不像选举制下那么一目了然。究竟有几“代”领袖，因为既没有玉玺皇袍，又没有最高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的奶奶如果还活着，一样还是搞不拎清的。
在这个意义上，僭主政治的过渡期还没有完。只要权力的非程序性变更没有结束，每一代领袖在政体意义都还是僭主。既非世袭，又非民选。连最后盖棺定论会不会被列入凌烟阁的领导核心排行榜，都还是未知的。
●早在40年代，毛泽东在中共的特殊地位就已经不容置疑。他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袖，而且以他的无限政治魅力成为个人崇拜的偶像。到了1943年，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理论能力不再有任何的怀疑。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新党章，自此以后成为一个僭主政治刻意营造的图腾。这个图腾代表着这个体制的政教合一，和领袖本人的十项全能。虽然“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从“**思想”到“**理论”，或许再下去到“**路线”、“**想法”、“**念头”，只要僭主政治向宪政制度的过渡尚未完成，对于这个自产销的“合法性火炬”，便是在位者无法舍弃的。
虽然1945年新党章强调“集体领导”，但在某些事上，毛泽东本人早已被授予了单独决策的正式权力（1943年3月，政治局任命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三人小组，处理日常事务，并授予毛泽东单独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从抗日战争的成功，到1949年建国，毛泽东越来越像一个神话。他的威望与权柄不断扩大，一个理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能够力挽狂澜解民于倒悬的僭主终于诞生了。当他住进中南海、站在天安门上，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新政权的缔造者和帝王。他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在传统的文化里，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他人的绝对服从”（费正清）。
不管一个僭主政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为新朝命名，也不管它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变换为什么称谓（总书记、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人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现代的名词之中，准确地、轻易地将独裁者辨认出来。只要从世袭制向宪政制的过渡没有完成，“时间”，就还没有真正开始。
接着，毛在1953年的一则批示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这一则批示代表着独裁者“从此站起来了”，相权（国务院）被架空，全国人大成为被挟持去号令诸侯的“伪天子”，那曾经激动人心的《共同纲领》已经Going with the wind。毛泽东宣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训政”。
所谓训政，也就是僭主政治，从此愈演愈烈，开始走向登峰造极。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谈到了僭主政治与世袭君主制之间的差异。他举出的僭主政治的代表是拿破仑。柏克在他的《法国革命论》中，便从暴力革命的特性预见了波拿巴作为独裁者的执政后果。虽然他们谈的都不是遥远的中国和20世纪席卷而来的那场共产主义革命，但一个中国人今天读到他们写下的那些句子，便会脸红。他们所批评的，似乎就是我们所历经的，仿佛是为了证明那些结论的正确，所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让我们看看那些差异之处。看看僭主政治横亘在中间，为什么连稳定的君主制都不如。
1、抑制野心和激发野心
世袭君主制下的合法性火炬来自于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传承，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不管它的公共权力在名义上是否挂靠在君主个人的名下，它的权力交接是一种“程序性”的、“正规和和平的”交接，是一种使人更易于归顺的、其本身也更少令人怀疑的权力。就像法律上的“占有时效”制度一样，时间的经过使得权力合法化了，使得最初的无因的占有变得不重要。我们从汉族老百姓从清初到清末对待“清政权”的合法性态度，甚至对待作为政权合法性道具的“辫子”的态度，就可以了解。但是僭主政治不同，它打破了一切既有的合法性的来源，他不屑于在原有的合法性火炬接力赛中当一个下家，他要横空出世。或者像几十年后的一部纪念新政权建立的影片所言：他的开国是《开天辟地》的，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线性历史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要求他的乌托邦是一个终点。而不是依靠传统的王朝循环论的一种延续。乌托邦的梦想和逻辑，都要求僭主政治必须跳出“周期律”。换句话说，僭主政治带来的和面临的是彻底的洗牌。
在稳定的君主制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它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君主制也好，宪政制也好，最大的好处都是一样的，他不允许对全社会“彻底的洗牌”。尽管历朝皇室内部的夺嫡之争，常常让我们津津乐道。但是野心的确普遍的被抑制了。自称为世袭君王是不能够服人的，它需要时间和传统的积淀。自封的君主制像无根源的水一样漂无定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魏晋之后的南朝和朱温僭位之后的五代十国。僭主政治“强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单独的个人”，它激发起所有的野心，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像病毒一样传染开去，让每一个臣子跃跃欲试、让每一颗野心骚动不已。一个僭主如果对自己的功臣大开杀戒，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不能依靠传统和美德来抑制野心，就只剩下暴力和恐怖一途。僭主政治因而必然要打上僭主强烈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与几乎所有的现存的利益相冲突（在毛泽东的乌托邦革命政体显得更加突出），也就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之中”。
这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既是僭主不断维护自己威权的方式，也使得僭主本人陷入草木皆兵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维护稳定，他不得不挑起更大的动荡。为了转换野心的方向和证明强权的必要，他不得不制造和不断向人民指出今天流行的敌人。他的唯一的战略就是“以攻为守”。1950年9月，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大大方方地说：“即使是特务，一个不杀也是绝对必要的”！几个月过去了，毛泽东迅速成为一只惊弓之鸟，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讲话中开始咬牙切齿：“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乌托邦所唤起的并非只是革命者大无畏的、为天下苍生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所有高尚的德行背后，被唤起的也包括如此之多的投机、背叛、暴力及“蛰伏的贪欲、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革命的领袖把“所有的罪恶和激情放进了一间暖房，那样它们就可以尽快成熟，获得更大的丰收”。然而问题在于，当僭主者坐定江山，他那长长的黄袍展示出那些经历过的岁月，挥舞着魔杖和刀剑带来的成功，能够洗刷纯洁目标之上沾满的血迹吗？手段的不正义对于乌托邦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背叛。一个僭主如何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让一切被唤起的野心嘎然而止（随之而来的高岗事件让毛泽东醒悟，只有靠更加集权的专制方能维护一个僭主体制），让一切被否定的权威和秩序魔术般的重新整合？或者真正的问题是：他如何能够让一个帝国“放下屠刀”，转眼间“立地成佛”？恰恰相反，如同贡斯当所说，“成功足以使一个僭主腐败，如果他还没有腐败的话”。
2、僭主的举证责任
一个登上祖传王位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是无须证明的。他没有必要去制造声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足以领导这个帝国。他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与他攀比。而当原先的一切威权被否认，一切意义上的贵族被褫夺。一个僭主却要面对“怀着懊恼、嫉妒和希望的所有人的攀比”。他要被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要向所有与他一样的人证明：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在君王被推翻之后、在一切人生而平等之后偏偏是他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世袭制被否定、民选制尚未到来的时侯，有什么绝对的理由可以为僭主的统治加冕？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在事实上依然利用了传统的对于君王的认同和服从的政治文化，僭主的统治就的确找不到任何神圣的理由。在革命者高举背叛和乌托邦的终极旗帜的同时，革命者的政权恰恰是通过对合法性火炬的暗中继承，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于乌托邦的嘲讽。
更何况，对于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僭主政治来说，他要担负的举证责任，不仅仅是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还要证明这种“合法性”的到此为止。也就是说，证明线性的历史已经终结，千年王国已经来到。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乌托邦革命的这种完美性和终结性，因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念和允诺，才使得一切的暴力能够被接受，一切的手段都能够被宽容。如果革命者建立起的僭主政治仅仅只是“五德始终论”下的一个朝代，如果这个政权还是不能跳出“周期率”，那么对于这场打碎一切人类社会自发的演进秩序和既有权利的暴力运动，就不得不进行新的诠释、怀疑，甚至忏悔。显然，这种举证责任的艰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夺取政权的努力。
所以一个僭主往往比绝大多数的君王显得更加的“勤奋”。尤其是对于一个向所有人许诺了一个完美世界并靠着这种许诺登上宝座的乌托邦政权而言。他必须让这个新社会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上，而不能让民众的激情开始冷却，开始像一个庞大的陪审团一样去冷静地听取僭主的举证。所以如果一个僭主热衷于搞各种运动，热衷于让每一个公民都流连在大街上，而不把他们放回私生活去，那也是不难理解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才这样，也并非只有共产主义政权有这样的偏好。拿破仑上台之后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每隔三个月就给法国人一些新东西”。换句话说，必须让乌托邦成为一种成瘾性的兴奋剂。
在一个不理朝政的君王和一个“格外勤奋”的僭主之间，贡斯当说：“愿上帝把不理朝政的君王还给我们吧！”
从1949年到1966年，一个精疲力竭的中国人或许也会偷偷这样想吗？
3、僭主的晕眩感
1946年内战开始时，周恩来预计中共至少要经过20年的长期斗争才能够取得胜利。如同上面讲到的，正是乌托邦革命的那种“完美性”和“终极性”，才支撑了对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内战的信心。在1948年春，华北局势已经大定，毛泽东仍然估计取得决定性胜利还需要3年时间。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大陆政权便已易手。
虽然从1948年开始到1950年底，共产党员的人数快速由280万猛增至580万。但在开国时，国民党政权留下了大约200万个政府公务员的职位，而中共方面只有72万人可以勉强合格担任这些职务。我们注意到在这以前，中国历朝的政权更迭都没有出现政府人员不够用的问题。因为儒生集团为每一个奉天承运的新政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源。当政权的更迭发生在对原有传统权力的继承之上，即发生在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赛当中。即便旧朝是被新朝直接以武力摧毁的，但只要新朝并非是建立在“打碎一切人类社会自发的演进秩序和既有权利”的基础上，就不会有人员的匮乏问题。然而这一场乌托邦革命，却旨在摧毁旧有的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旧的知识分子。它便从逻辑上无法大规模地借用和延续旧政权的东西，虽然在1949年，许多方面的借用和延续是难以避免的（包括法律），然而任何这种借用和延续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和乌托邦性质的打击。
更重要的是，贡斯当指出的一个世袭制下的事实，即“王储们受到的教育可能在不少方面都有缺陷，但至少具有这样的长处：——它让他们做好准备——尽管并不总是值得这样——履行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担负的职能，至少不会被王位的辉煌搞得手足无措”。贡当斯说，“一个王子在接过权力时，并没有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从他一出生起，他就平静地享受着他习惯性地认为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被推上高位时不会晕眩。”
然而一个僭主，能够摆脱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晕眩感吗？
一个暴发户如何从容，一个通过杀戮一步登天的平民，住在中南海内，站在天安门上，怎么会不产生些“狂乱的欲望、幻觉和非非之想”？尤其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狂想者来说。尽管僭主不是普通人，但他的神经还是绝不会坚强到经受得住自己在一夜之间拉个涨停。无限的财富和权柄，在一个对于一切既存的权利和秩序充满藐视、并以武力将之摧毁的革命者而言，握在自己手中时，是不可能像君王一样平静和自信的。“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他徒劳地要从一切显赫和胜利之中去寻求庇护，“在君王看到支持者的地方，一个僭主看到的却是敌人”。尽管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天纵之才，但当他成为一个僭主，一个事实上的九五之尊，他和一切暴发户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时，一样不能摆脱晕眩感，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像一个既无经验又无耐心的工人，不断毁掉自己手中的模具和半成品。
贡斯当描述以往僭主的话，每一句放在毛泽东的身上，都是丝丝入扣的。或许我们常常夸大了在一场暴力革命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小心将革命的华丽外衣轻轻褪下，里面的欲望和人心深处的东西，让一切造反者和僭主者看上去都如此相似。
贡斯当是这样描述拿破仑的：“他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力。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它们；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它们；他建立帝国却又颠覆它们。他绝不会对他建在沙地上的房子心满意足的，因为房子的基础已沉入地狱。”
1949年之后，历史开始重演。
4、偶像派领导人
一个国王可以不是总司令，而一个僭主却必须充当自己禁卫军的头领。在一场暴力革命中，如果他不是一个所谓军事家，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所有革命武士的偶像，他就会成为部下藐视的目标。但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君王，却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不敬。
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力，对于建立、保持和维护一个僭主政治及僭主本人的威信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僭主政治很难做到刀枪入库、偃旗息鼓。就像一个偶像派歌星很难在结婚之后还能保持对fans的魅力，一个偶像必须永远和他的拥趸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恋爱关系，永远让他的拥趸保持亢奋，像武士迷恋他的英武无比的领主一样迷恋于偶像的歌喉。一个僭主是不能平庸的，不能温柔。他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维持他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的原因，也就是手中的枪杆子和不容置喙的霸气。他必须不断地炒作自己，不断地取得胜利，不断地发现并消灭敌人。一个由僭主政治而进入民选制度、进入循规蹈矩的官僚体制之中的偶像派领导人，就像一个进入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当中的偶像派歌星，生活立即变得寡然无味，鲜花、掌声和陶醉感，日见稀少，偶像便会感受到失落，感受到人气和威望又一下子拉了个跌停。1956年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对于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最后的警钟。几年之后，当毛在愤怒和沮丧中说出“大不了我又上井冈山打游击去”的话来，我们可以知道毛对于作为偶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多么的迷恋，就像一个偶像派歌星对于过早结婚的追悔莫及。
僭主本人，是僭主政治通往稳定秩序和宪政制度最大的阻力。尤其对于一个乌托邦政权而言，只要现实依然是不完美的，那么对于现有秩序的任何定型和充分肯定，都意味着一种背叛。也意味着对于当初摧毁一切否定一切的革命运动的再次否定。乌托邦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唐璜，一个永远恋爱、永远不需要结婚的风流人物。一切制度化的努力，在乌托邦者眼里都是修正主义道路。在一个僭主看来，都是挥刀自宫。
5、比沉默更可恨的地方
贡斯当指出：“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而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他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
在一个僭主政治下，比不自由更可怕的是伪自由。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讲到，学生们抗战结束后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抗议，忽然一天正准备上街，有人通知说，只喊“反饥饿”、不能再喊“反内战”了。为什么呢，那人按捺住兴奋，压低嗓门说：我们已经打起来了！
今天再翻看1945年和平谈判中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和主张，有恍如隔世之感。什么“军队国家化”、什么“联合政府”、什么立宪，什么言论自由。革命者在盗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同时，又亵渎了它们。当一个暴君将对手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刀下的牺牲都一样默不作声。而一个僭主要想判一名对手死刑，他会让人们（包括被处死的人）一再重复自己加诸其上的罪名，直到它看上去像是人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行为的服从；而僭主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讨论和审判，坚持让人们说出自己的见解。一个僭主要求的甚至是内心的服从，尤其对于一个道德的理想国而言，对大众灵魂的清洗是他的言中之义。专制的君王压制出版自由，而一个僭主却拙劣地模仿出版自由，他豢养大量的御用文人，进行俗不可耐的歌颂，他花费大量的金钱炮制单调乏味的庆典，和借人民之口表示臣服的口号。
一个强迫人们沉默，一个却强迫人们表示同意。并希冀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将几亿人的思想统一在僭主的名下。1949年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发出规定，各地一切报纸和通讯社不得擅自抄收、登载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切国际新闻均需根据新华社广播稿发表。由此，全国一个声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来临。1957年《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毛泽东指示说，要把它“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这种种的“伪自由”在1949年开国前后达到高潮，一个看上去像是《共同纲领》临时立宪下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然而短短几年之后，《共同纲领》作为1945年以来共产党出于统战和争夺时间的需要而给自己留下的尾巴，便被断然割去。从此人们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被迫发言，被迫过关，被迫用滚瓜烂熟的社论语言一次次重复领袖的思想，直到再也分不清这些思想和语言是领袖的，还是自己的。
贡斯当再次为我们总结到：“简而言之，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连沉默都成为了罪过。僭主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发言，都来用自己的忏悔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充当辩护士或污点证人。当他摧毁了一切已有的传统时，他对于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和象征是那么的迫不及待，那么如饥似渴。同样构成了对于无根的乌托邦莫大的嘲讽。
●“在君主看到支持者的地方，僭主却看到了敌人。（就算革命没有乌托邦的性质）所有在僭主僭取权力之前就已存在的贵族，必然会给僭主的统治投下阴影”。所以在1949年后，新政权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消灭旧贵族，而册封一批新贵族。
在大规模的剿匪结束之后，全面的新的土地改革从东北开始展开。改革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将农民和地主划分为五等。而全然不顾阶级界限的模糊不清和流动性。早在延安时代，梁漱溟作为国民代表访问延安时，曾和毛泽东彻夜长谈，讨论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的和缺乏流动的阶级分化。这个论点在1950年后的粗暴的土地改革中显得格外的正确。许多所谓“恶霸”是随意指定的，按1949年前三年的土地状况来划分的“成分”，把一大批勤奋的劳动者打入另册。我奶奶的一个邻居，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大两个孩子，在教会学校门口摆了二十年的摊子卖花生，在1945年终于买了十亩地，雇人打理。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党的工作队用“诉苦会”和“公审”这样的形式经历发动全体村民同地主斗争。被煽动的群众无节制的暴力行为得到默许和纵容。在整个土地革命中，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50年代在政治隔绝的情形下西方研究者估计死亡人数达到1400万到1500万。后来斯塔维斯经过仔细考证认为约有20-80万人被处死。流亡者们提供的数字要大一些，费正清在《剑桥共和国史》中写道：“在公审中，大批地主，大概有100万到200万人被处以死刑”。
在残酷的革命之后，有43%的可耕地重新得到了分配。五千年来支配地方自治的传统力量被彻底摧毁了。一个原有的农村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的组织功能、对文化的传播、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甚至在困难时期对农民所承担的一些传统义务，都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一说辞下被忽略、也被取消了。由此同时，一个既无文化优势、又无传统根源的暴发户阶层——村干部，作为政府扶持下的新的权势者产生了。政府通过他们去和一个个单独的农民进行交易。这个新贵阶层的“流氓政治”的习气，一直延续到市场化的今天。革命的代价在几十年后还是依然显得过于高昂。
在接下来的“三反”和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此起彼伏，让我们看到一个僭主政治下（尤其在乌托邦的指引下），那些具体的连稳定的君主制都不如的地方是怎样在毛泽东的手中挥斥方遒，达到登峰造极。同样据斯塔维斯的研究，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大约有50-80万人丧生。同时还有大批人心理崩溃而自杀。周鲸文在《十年风暴》一书中估计镇反运动有50万人自杀，三反五反中又有20万人自杀。费正清有保留的认同了“几十万人”这种说法。
作为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僭主，毛泽东的确做到了拿破仑所说的“每三个月就要给法国人（中国人）一点新东西”。他也成功地使自己保持了偶像派领导人的形象，就像一个偶像明星用一辈子不结婚的代价赢得了大众的仰慕和甚至几十年后的不断念叨。毛泽东则用让中国在他有生之年一辈子不安宁的代价赢得了所有对乌托邦仍然心怀梦想的人的敬仰。
毛泽东让自己成为了乌托邦在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代名词，而整个中国，沦为群众演员。
张五常曾言，在他眼里只有三种社会体制。而在我眼里，亦只有三种——世袭制、僭主制和宪政制。一个不能够让自己的革命激情冷却下来，不能摆脱晕眩感、不能由非程序性的权力变更向着宪政制转变的僭主体制，是最可怕的。那些自愿的和不由自主的牺牲就付之东流。但是僭主的诱惑是如此巨大，连大多数希腊人也梦想自己能够成为僭主。所以在梭伦有机会建立僭主政治却走向民主改革时，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傻瓜。不过在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继续作一个僭主是方便而又得意的，但前面却只有宪政制可以彻底解决任何一个统治者对于合法性火炬的永恒梦想。就象只有婚姻制才能解决一个握有实权和幸宠的姨太太对于名分的耿耿于怀。对于中共而言，通过僭主政治迈向宪政制的方向，也就是从一个革命党迈向执政党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在90年代末期以来，似乎明显放慢。一个笑话说，上面要把贪污公款的村干部撤换时，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说，现在好不容易喂饱了一个贪官，如果又换一个一穷二白的人上来，我们就更惨了。
因为埃斯库罗斯说过一句金玉良言： ——新统治者总是残酷无情的。
2006年12月12日星期二
你不会踽踽独行
她是个志愿者,致力于爱滋病患者的救治工作和人道主义援助。
她生活在中国北京,是一个佛教徒。
她为人妻不久,就已经因为自己这段爱情而遭受了最不公正的折磨。
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
她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她尽自己所能发出声音，为弱者呐喊。
她的博客还获得了今年世界博客大赛特别奖记者无疆界奖的提名。
她叫“曾 金 燕”，她的博客叫做“了 了 园”。
如果你在国内，你就会知道她的msn space已经好几个月都打不开了，而在国内任何一家网站开设她博客的镜像也是没有可能的。
（以上文字来自胡缠大哥的博客）
她的space地址是http://zengjinyan.spaces.live.com
但这是无法直接进入的，因为有我国网管部门伟大的“金盾”。
但同样伟大而聪明的人类发明了在线代理，点击下面这个地址，然后将曾小姐的space地址复制进去即可。
http://flyproxy.com
没什么其他意思，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他们本该了解的事，也让一个好人知道她走的并不孤独，尽管我们帮不上什么。
06年12月于上饶
她生活在中国北京,是一个佛教徒。
她为人妻不久,就已经因为自己这段爱情而遭受了最不公正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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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曾 金 燕”，她的博客叫做“了 了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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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其他意思，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他们本该了解的事，也让一个好人知道她走的并不孤独，尽管我们帮不上什么。
06年12月于上饶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前段时间，用相当快的速度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看完了。原本想分别写篇读后感的，后来想想还是作罢，因为这两本书已经被太多的高手解读过，况且奥威尔的这两本著作还是写的很通俗易懂的，只要是心智还没被某些诡异国度里的诡异政党的愚民教育所蒙蔽的人，看懂个八九不离十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对书中所涉再次进行解释、解读、解构似无多大必要。
这两本书你可以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也可以当作政治书籍，当然更可以当作历史书来看。因为书中描写的一切，在这两本书出版后不久的中国又上演了一遍。而且，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谢幕。我只想说，奥威尔你太牛逼了，你不光是个文学家，更是个预言家。我想，中国人应该是很喜欢这两部小说的，原因——明摆着。王小波就曾这样评价《一九八四》：一九八零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以至于我总是怀疑，这两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发行，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九八四》。
《动物庄园》的长度、力度都不如《一九八四》，但读来起初觉得它更有意思，继而觉得它更荒谬，正因为这些荒谬的描写也更揭示一些本质的东西。在这里我不想一一对应地解释《动物庄园》里的动物和事件都影射了什么，如果你足够清醒，如果你足够了解20世纪的人类世界到底发生过哪些荒谬的事情，这些就很显而易见了。如果不是，那么你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个荒谬的童话在说什么，说不定还会以为奥威尔这神经病是来骗稿费的吧。
我在看《动物庄园》的时候,发现很多熟悉而敏感的名字都是书中描写的猪，国内国外，死的活的都有。这也就是说，历史经常会重演，而且重演的经常是悲剧。也似乎早就有奥威尔这样的人知道结局，但大家都努力做个顺民，扮演着自己的小角色，直到集体死亡。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超越时代的大人物出现，将这幕悲剧终结，然后一定时间内又变成书中描写的猪，悲剧再次鸣锣开场。
《一九八四》则是将《动物庄园》中想要表现而没有表现尽的荒谬更加细节化，比我年长15岁以上的国人看起来应该对这些细节更为熟悉吧。《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欧洲是幸运的，熬过了1984年，尤其是90年代以后，更是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前进了，短期内似乎没有出现书中描写的情景之虞。巧合的是，本人就是1984年出生的，只是不在“老大哥”和电幕的注视下而已，也不知道上天有没有给这一年出生的人什么特别的任务和启示，呵呵。
两本书中都有几句经典的话，很令人回味。比如《动物庄园》中的“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又比如《一九八四》中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拥有这种语句的文学作品只能令我们肃然起敬。其实类似的意思在我们东方的金老先生笔下也有不同程度的展现，比如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只是比奥威尔来得隐晦。
就像老罗（罗永浩）所说，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屋内，大多数人是不会感觉到臭的，用斯文点的话说就是“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而在这种环境下仍能感觉到臭的，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仍能感觉到臭并努力扒开窗户让一丝清风吹进来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就如《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哪怕在狱中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哪怕在众口一词“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那样。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但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能在“没有黑暗的地方”坦然相见，我们就必须首先“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06年12月于上饶
这两本书你可以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也可以当作政治书籍，当然更可以当作历史书来看。因为书中描写的一切，在这两本书出版后不久的中国又上演了一遍。而且，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谢幕。我只想说，奥威尔你太牛逼了，你不光是个文学家，更是个预言家。我想，中国人应该是很喜欢这两部小说的，原因——明摆着。王小波就曾这样评价《一九八四》：一九八零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以至于我总是怀疑，这两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发行，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九八四》。
《动物庄园》的长度、力度都不如《一九八四》，但读来起初觉得它更有意思，继而觉得它更荒谬，正因为这些荒谬的描写也更揭示一些本质的东西。在这里我不想一一对应地解释《动物庄园》里的动物和事件都影射了什么，如果你足够清醒，如果你足够了解20世纪的人类世界到底发生过哪些荒谬的事情，这些就很显而易见了。如果不是，那么你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个荒谬的童话在说什么，说不定还会以为奥威尔这神经病是来骗稿费的吧。
我在看《动物庄园》的时候,发现很多熟悉而敏感的名字都是书中描写的猪，国内国外，死的活的都有。这也就是说，历史经常会重演，而且重演的经常是悲剧。也似乎早就有奥威尔这样的人知道结局，但大家都努力做个顺民，扮演着自己的小角色，直到集体死亡。偶尔有那么一两个超越时代的大人物出现，将这幕悲剧终结，然后一定时间内又变成书中描写的猪，悲剧再次鸣锣开场。
《一九八四》则是将《动物庄园》中想要表现而没有表现尽的荒谬更加细节化，比我年长15岁以上的国人看起来应该对这些细节更为熟悉吧。《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欧洲是幸运的，熬过了1984年，尤其是90年代以后，更是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前进了，短期内似乎没有出现书中描写的情景之虞。巧合的是，本人就是1984年出生的，只是不在“老大哥”和电幕的注视下而已，也不知道上天有没有给这一年出生的人什么特别的任务和启示，呵呵。
两本书中都有几句经典的话，很令人回味。比如《动物庄园》中的“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又比如《一九八四》中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拥有这种语句的文学作品只能令我们肃然起敬。其实类似的意思在我们东方的金老先生笔下也有不同程度的展现，比如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只是比奥威尔来得隐晦。
就像老罗（罗永浩）所说，在一个臭气熏天的屋内，大多数人是不会感觉到臭的，用斯文点的话说就是“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而在这种环境下仍能感觉到臭的，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仍能感觉到臭并努力扒开窗户让一丝清风吹进来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就如《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哪怕在狱中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哪怕在众口一词“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那样。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但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能在“没有黑暗的地方”坦然相见，我们就必须首先“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
06年12月于上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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